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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音乐：声画交响讲好人民的故事******

　　作者：王铁卫（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金士友（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敞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近两年，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主题曲《这世界那么多人》在线上线下爆火，感动了无数听众；“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枉啊，愿勇往啊，这盛世每一天”，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将影片传递的亲情与家国情唱进了观众的内心。而电视剧《山海情》片尾曲《花儿一唱天下春》、电视剧《人世间》同名主题曲等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广泛传唱，直击人心。

　　电影电视是音画的艺术，音中有画，画中有音，声画交响共同成就影视精品。关于影视音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熟悉旋律。“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北风那个吹》歌声响起，电影《白毛女》的画面会浮现在很多人的眼前，当年徒步十里，拿着小马扎集体观影的记忆也会被瞬间激活；“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当这些音乐一一响起，是不是有种切歌就像翻相册的感觉，包括谁挑着担，谁牵着马都是在记忆中对号入座的。

　　音画交响造就的经典影视剧不胜枚举，留下来、传下来的经典影视音乐更是不计其数。然而，曾经有一个时期，影视音乐似乎并未跟上影视剧高速发展的步伐，配乐不少，能够流传的却相对有限，以至于不少人感慨新创精品影视音乐变少了。究其原因，“抢时效”“流量至上”等观念催生的浮躁乱象，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无论是对流量的过分倾斜，还是对影视音乐投资和创作时间的过度挤压，最终都会导致创作乏力，牺牲了作品的质量。此外，“跳过片头片尾”“倍速模式”等便捷键对影视音乐也会产生某种伤害，主题曲、片尾曲被直接跳过，插曲变形为奇怪的声波。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创造影视音乐新辉煌，“内容为王”“质量至上”仍是不二之选。

　　和前辈电影人、音乐人相比，我们缺什么呢？一不缺技术，二不缺设备，缺的是深扎民间的脚力，深挖传统文化宝藏的眼力，感悟地域音乐特色并凝练成精品的脑力，无数遍推倒重来的笔力。

　　总结老一辈音乐人的成功经验，对我们的创作大有裨益。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一大批电影人、音乐人为音画艺术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家群体曾创作出大量具有浓烈民族色彩且流传至今的经典电影歌曲。不管是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都始终激励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成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就拿人民音乐家雷振邦来说，为了创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在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几经辗转从东北到新疆，采风三月有余，水晶般的冰山、辽阔起伏的草原、雪白的羊群、牧羊人的歌声、途中听到的民歌舞曲等汇成灵感源泉，最终造就了这首不朽名曲。雷振邦引用俄国音乐家格林卡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得：“真正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把它编成曲子而已！”正因为他知道人民就是生活，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到过二十一个省、区、市，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脑海中积累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作品也自然像泉水般从心里流淌而出。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神州大地，浸润着亿万听众的心田，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或许是当前电影人、音乐人值得学习的成功密码。

　　近年来，随着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深入开展，影视圈更加风清气正。精品影视剧热播热映的同时，一批影视音乐受到广泛关注，部分影视剧主题曲、插曲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影视剧本身。这些“出圈”的影视音乐力作，不仅在声画交响上着力，同时还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的喜爱为最高标准，歌词、旋律直击人心，如亚洲流行音乐大奖2021“最佳影视歌曲”获奖作品《这世界那么多人》，一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把爱人、亲人，甚至陌生人的心凝聚在一起，面对困难，面对疫情，带给人无穷的精神力量；二是热情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如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致敬父母一辈的奋斗与奉献，激励着新时代青年人传承父辈志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影视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一环，与时代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形象，绝不能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群众、只写一人悲欢。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碰撞，影视音乐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更要肩负起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责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影视音乐的创作之中，根植于中国本民族沃土、立足于人民群众，努力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影视音乐。

　　此外，影视音乐还要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故事。影视音乐既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要满足时代的需要、反映时代发展的脚步。真正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影视音乐是能够产生文化价值的，是能够激起人民广泛共鸣的，能够让人民在其中获取更多的精神满足感、生活幸福感、民族自豪感，能够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3版）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