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拳教练库鲁(左)与龙溪搏击俱乐部负责人阮沈滨交流教学经验。 张金川 摄
“再来2个、3个……”在库鲁的口令声中,学员手脚并用,连续击打鞋靶,格斗搏击的声音响彻全馆。
现年42岁的库鲁,7岁开始练拳,2015年获泰拳大师C级证书,2016年后相继获泰拳教练执照B证、A证证书,从事泰拳教学已14年。
“拳术,在泰国是一项大众普及、影响力很广的运动。”库鲁告诉中新社记者,在泰国,他曾有自己的拳馆;拳馆关闭后,他去过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教授泰拳。
库鲁此次来到漳州已有两个月,现为龙溪搏击俱乐部的唯一一位“洋教头”。刚开始时,他只会讲英语,与教练、学员交流要通过龙溪搏击俱乐部负责人阮沈滨来翻译;现在,他也能讲些简单的中文了。
“学员们通过他的动作示范,都能领会他的教学要领。”阮沈滨调侃道,别看库鲁教学时有点“鬼哭狼嚎”,但氛围非常好,学员的力量能被他激发。
据阮沈滨介绍,新冠疫情发生前,当地练习泰拳的人不少,高峰时俱乐部有700多名学员,先后有6个泰国教练及俄罗斯、乌克兰教练来执教;受新冠疫情影响,那些“洋教头”相继离开了。
“疫情前,我基本每一年都来中国教拳。”库鲁自称“很爱往中国跑”,但此次来漳州执教,是他第一次来福建,也是疫情发生后首次来中国。他希望今年开始泰拳培训和交流能够更频繁。
六年前首次踏上中国后,库鲁曾在陕西西安、甘肃兰州、吉林、贵州等多地执教。“到中国后,我很惊讶,中国人很多人喜欢泰拳。”
泰拳主要运用人体的双拳、双腿、双肘、双膝这四肢八体来进行攻击,具有较强的杀伤力,被称为“八臂拳术”“八条腿的运动”。在库鲁看来,泰拳动作简单、上手快,普通人练习泰拳,既能习得一技之长,用作个人防身,又能减肥和强身健体。
在龙溪搏击俱乐部的同事眼中,库鲁是个“吃货”,也是中国电影的“铁粉”。
“最喜欢吃烧烤配点小酒,还要加很多辣才够爽。”喜欢重口味的库鲁觉得漳州饮食偏甜,“中国啤酒太淡了,喝起来像水;白酒又太辣了,喝不下去。”
除了酷爱吃烧烤,库鲁在中国最开心的是可以看很多中国电影。聊起电影,库鲁两眼放光,兴致颇高,“我也是通过中国电影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文化的。”
库鲁七八岁就开始爱看中国电影。他说,最喜欢的电影有刘德华、吴倩莲主演的《天若有情》,成龙主演的《醉拳》等;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有王祖贤、黎明、周星驰等。
春节临近,漳州市区张灯结彩,街上挂起了红灯笼、中国结、福字,让库鲁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年味。他说,中国人很喜欢红色,红色在泰国代表了“lucky”(幸运),他也很喜欢红色。
“泰国新年是‘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有3天假期,而中国农历新年假期长达7天,同事们打算带我去串门、唱歌,还有吃我最爱吃的烧烤。”留在漳州过年的库鲁,对他的第一个“中国年”充满期待,“我要吃遍中国美食、看遍中国电影。”(完)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三重原则****** 【专家视角】 作者:谢惠媛、常舒铭(分别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作为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高校应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技伦理纳入教学,培养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要取得成效,不仅要遵循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而且要尊重教学规律,聚焦教育对象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制度与意识并重、目标与责任并重、规制与引领并重等三项原则。 制度与意识并重 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是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单凭制度本身不足以激发遵守规范的自觉,不足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需要深层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作支撑。就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道德的,主要是因为行为者具有道德认知和伦理自觉,自愿恪守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因为行为表现得合乎道德。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道德行为是“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为道德而行的行为”。就制度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有待完善、治理体系尚未成形,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新问题往往倒逼制度作出回应,催生新的规则。在转型升级阶段,伦理意识尤为必要且重要。可以说,不管是制度出台前,还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科技伦理意识都是最后一道,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培养伦理意识与加强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科技伦理治理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双管齐下,激励学生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有调查表明,一些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抱有偏见,不重视学习规章制度,或者理解不全面、不透彻,处于“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鉴于此,教师应一方面向学生系统讲解我国相关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介绍国际社会伦理建议书或伦理指南,帮助他们明确科技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另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道德的本质和功用等基本原理,并借助情景模拟或场景再现等方式,引导他们思考该情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使其强化伦理信念,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而在价值理念上捍卫科技伦理的权威性。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社会调研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营造教育氛围,多渠道帮助学生把制度规范内化于心,自觉以制度为准绳,在科技活动中始终保持伦理敏感度,发现与抵制违反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在个体层面真正做到伦理先行。 目标与责任并重 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是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物的推进,关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时也应指向人的发展,体现“术”与“道”的有机统一。就《意见》而言,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目标、科技伦理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之发展的高度重视。明乎此,才能理解“科技无禁区”的谬误,避免陷入技术“价值中立论”陷阱。与正确理解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培育责任感。责任与目标紧密相连,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科技活动更有可能减少“脱靶”概率、降低伦理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与责任相辅相成,充分体现科技伦理的落脚点。 着眼于科技伦理的落脚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科技活动的目标,培养与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单纯关注技术的推进,却忽视技术的根本指向,忽略人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主张前者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应为其设置禁区,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但通观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不难发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加之,科技领域本身专业性强、技术壁垒高,事前风险研判难度大。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提醒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可控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技术对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清晰把握,只有通过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才能逐步呈现出来,但此时技术已对社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引导学生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多个角度思考行为责任,负责任地开展创新性研究。 规制与引领并重 科技向善具体表现为,科技活动遵守道德准则,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给科技活动提供必要规范,避免其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防止其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除此以外,科技伦理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引导科技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换言之,科技伦理不仅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为制度制定、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还应为研究指引新方向、提供新空间。 从科技伦理的作用功能出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掌握与守好科技活动的底线和红线,同时帮助他们合理把握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多维理解生活图景,使其在深化认识过程中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以科技呈现生活的丰富样态,避免技术应用挤压生活空间而导致生活扁平化。这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助推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事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事关科技发展方向,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要素。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切实做到意识与制度并重、责任与目标并重、引领与规制并重,在培养更具伦理精神的未来科技工作者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5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彩票开户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