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厢难求!年夜饭堂食预订火热,预制菜成新宠******
“你现在打电话太晚了,捡漏也未必能捡到,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来预订包厢的。”某餐厅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兔年将至,年夜饭预订火了。
早在去年12月份,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年夜饭”便已经有丰富的产品上线,而线下门店开放年夜饭预订的时间则更早些,餐饮业普遍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喜迎新春。
新京报记者采访多家餐厅了解到,目前很多年夜饭包厢均已订满,可谓“一厢难求”,堂食火热,线上预制菜同样备受追捧,甚至很多餐厅堂食菜品和预制菜均有销售,双管齐下争夺年夜饭市场。
一厢难求!有顾客提前一年预订年夜饭包厢
1月11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随机拨打了全聚德(双井店)、汤城小厨(合生汇购物中心店)、旺顺阁鱼头泡饼(燕莎奥特莱斯店)、淮扬府·游园惊梦(北京SKP店)等多家餐厅的电话,得知其年夜饭包厢均已经订满,个别餐厅大厅内仍有位置,同时店员建议记者尽快预订,“估计这两天就会全满了。”
记者了解到,很多餐厅在除夕夜当天会停止营业,而营业且有年夜饭套餐的餐厅也并不会在这个活动上做过多宣传,大部分是线下营销,给到店消费的顾客做介绍或者发传单。
即便如此,预订依然火爆。“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来预订包厢。”某餐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记者摸查了解,每桌年夜饭的堂食价格鲜少低于1000元,普遍在2000元以上(10人桌居多,也就是客单价在200元以上),预订要交押金,押金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同时需要提前选好套餐、定好菜品。
有些餐厅在除夕夜当天是不翻台的,只接待预订顾客;还有的餐厅仅翻台1到2次,包厢只接待预订顾客,大厅只有几桌可以接待非预订顾客,但是店员提醒记者:“如果不提前预订,最好下午四五点就过来,否则大概率没位置。”
旺顺阁集团副总裁崔余健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截至目前,旺顺阁鱼头泡饼23家北京门店、5家提督门店分别已预订年夜饭三百多桌,旺顺阁海鲜广场、披云徽宴等几家主打高端宴请的餐饮门店预订一百余桌。旺顺阁鱼头泡饼年夜饭堂食套餐有多款选择,客单价从240元到370元不等。”
年夜饭“一厢难求”的情况不局限于北京,全国各地的餐厅均有此类情况发生。
1月10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杭州知味观的年夜饭包厢早已被预订满了,“我们做年夜饭已经30多年了,很多顾客吃完今年的就会把明年的包厢预订上,现在我们大厅还有三四桌的余额,其他全满了。” 杭州知味观常务副总经理、行政总厨陈永青告诉记者。
据陈永青介绍,杭州知味观每年的年夜饭都是爆满,“每年九、十月的时候,我们的年夜饭菜单就出来了,那时我们会和预订的顾客再次确认一下时间、桌数、菜品等信息。”
在年夜饭的准备工作上,由于订单很早就满了,所以可以提前预估出春节期间餐厅所需的菜品量,“我们会提前半个月和供应商联系,提供我们对每种食材的需求数据。也会提前了解员工的返乡时间,做好春节期间的培训和排班表,春节假期上岗的员工均按国家标准发放加班费。” 陈永青说。
在年夜饭菜单的设置上,据陈永青介绍,杭州知味观每年都会对菜单进行微调,增加一些市场流行菜,“我们主要根据市场需求做调整,比如现在新杭州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些重口味的菜。”
陈永青说:“预计今年杭州知味观年夜饭套餐的销量和去年差不多。”在他看来,疫情期间,年夜饭经济有过一段低谷期,目前处于回升状态。
紧抓“年夜饭”机遇 餐饮业稳岗留工、错峰休假
伴随着“新十条”等政策出台,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餐饮业强势复苏中。
“旺顺阁鱼头泡饼使用有机鲜活鳙鱼,为确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已从多个优质水源地预订活鱼25万斤。随着门店生意逐步恢复,召回了一百多名疫情期间离京的员工,也联系了不少小时工、寒假工作为补充。无论是堂食、外卖、外送的年夜饭套餐,还是盆菜、腊味、鱼头泡饼预制菜礼盒,旺顺阁为消费者的年夜饭餐桌做好了充足准备。” 旺顺阁集团副总裁崔余健告诉记者。
入行20多年来,胡大饭馆此前的除夕夜都是员工的聚会,并不对外营业,今年有所不同,胡大饭馆将首次涉足年夜饭套餐。
谈及做这一决定的初衷,胡大饭馆运营总监张胜滔告诉记者,“可谓是供应与需求的双向奔赴。”
从元旦假期开始,胡大饭馆迎来了客流量暴增,“元旦期间,我们的营收比疫情前增长了15%左右,客流量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九成,现在客流量每天都在增长,双休日涨幅更大。” 张胜滔表示:“因为很多老顾客或当面或电话来询问我们这边有没有年夜饭,又加上我们了解到今年除夕夜不营业的餐厅较多,所以也想抓住这次在经营方面的尝试机会。”
记者了解到,为了稳岗留工,胡大饭馆鼓励员工就地过年,安排错峰休假,今年1月份在京工作的员工按照1.5倍薪资发放,春节还准备有红包。
据悉,今年除夕,胡大饭馆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至次日凌晨3点,目前已经可以接受预订,一共有4款堂食套餐可供选择,即“堂食年夜饭 5-6人1358元套餐,8-12人1888/2288/2988元套餐,线上外卖以2-4人餐搭配为主。”为了丰富年夜饭套餐的内容,除了小龙虾等经典菜品,胡大饭馆还特意推出了干烧大黄鱼等新菜。
张胜滔表示:“目前我们主要是线下推广年夜饭套餐,今年又是首次除夕夜营业,对于那晚的客流量和营业额,我们有着十分积极的预期。”
预制菜成年夜饭新宠,多家老字号堂食、预制菜两手抓
1月9日,高月给家里预订的西贝年货礼盒就到货了,里面是8种预制菜,包括狮子头、猪肚鸡、牛大骨、羊蝎子、烤鱼等等。
“我们去年年夜饭吃的就是预制菜,当时我买了12个菜,1000多块钱。今年节省成本,只买了8个硬菜,下单早,活动价才399元,然后再让我妈妈做几个菜就够了。”记者了解到,年夜饭预制菜在去年便已经火爆,今年热度仍在持续,不少家庭和高月家一样,选择了预制菜和自己做菜相结合的方式来操持年夜饭。
1月9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从叮咚买菜等平台了解到,在1月2日至8日这周,年夜饭预订迎来首个高峰、预制菜遭抢订。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欧厚喜说:“以往年夜饭的预订高峰一般在春节前一个礼拜,今年提前了半个多月。”
据了解,叮咚买菜已推出“年夜饭预制菜”预订专区,其中,主打家乡味道的传统宴席“八大碗”系列,上线仅半个月,销量便突破10万份;主打营养健康、高端品质的海鲜预制菜也很受欢迎,比如“避风塘炒面包蟹”,一天被订购5000多份。
另外,叮咚买菜联名各地知名餐厅,如上海老饭店、绿波廊、陶陶居、苏浙汇等,推出“年夜饭套餐送到家”系列,一周内已被订购8000份年夜饭。
同时,记者了解到,很多餐厅为了抓住“年夜饭”机遇,不仅开放堂食、提供外卖,也上线了自己的预制菜产品。
杭州知味观今年便首次推出了年夜饭套餐的预制菜系列,“我们堂食是每桌10人,预制菜主要是为了小群体消费者,准备了2到8人不等的分量,套餐种类不多,主要在我们自己的小程序上售卖,目前销量还不错,每天至少能卖几十套,多的时候有几百套,也算是一个新尝试。”陈永青告诉记者。
老字号餐饮品牌全聚德也是堂食和预制菜两手抓。据了解,全聚德已推出“全聚德”“川老大”“丰泽园”三大品牌的预制菜产品,包括毛血旺、小酥肉、酸汤肥牛等菜品。而全聚德今年为年夜饭定制的家宴礼盒中,烤鸭是必不可少的。
在线下门店接受堂食预订的同时,海底捞外送推出“开饭了”年货套餐,提供金汤酸菜鱼、川香椒麻鱼等多款年夜饭预制菜。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